可以看到,荀子把音乐以及与之相关的乐器提到了同样重要的位置,对于不同乐器的象征意义他都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作为模拟万物而又象征天地和天道的对象,音乐与乐器既与经验事实相关,又有形而上的意蕴。
无论《仲尼曰》所记孔门语录是否皆出于孔子之口,都反映了孔门一贯的思想观念,因而是孔门相传的语录辑本。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的影响而概括出来的语句。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因此,荀子撰作《仲尼篇》时,若是以《论语》为据,断然不会提出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的议题,亦可证《仲尼篇》所据孔门语录决不是《论语》而是一种内容全同于《仲尼曰》的语录辑本。此处所录孔子之语不仅涉及五霸中的晋文公、齐桓公,而且还对二人作出了正与谲的价值判断,显然不是羞称乎五伯的表现荀子撰作《仲尼篇》时,概括孔门的言行而引出的中心议题就出自历史上曾经流行过的一种孔门语录辑本。如《仲尼篇》中的审劳佚一语,或是受《仲尼曰》所言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
荀子曾言辞激烈地批评过孟子,认为其人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见其所著《非十二子篇》,但对仲尼之门耻于谈论五霸的判断却与孟子如出一辙,假如不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说明二人如出一辙的认知有共同的根源。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一文中,考察了礼字在《荀子》一书中的分布,关注到了《荀子》一书中出自荀子之手的二十六篇文章皆有礼字而唯独其中的《仲尼篇》不见礼字的现象。可见重言是一种典型的兼性话语。
关于兼的阐释学语用,不仅数量更多、频率更高,而且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一年兼四季,一季兼三月,是谓孟、仲、季。周秦诸子之中,关于兼性主体的语义陈述,最为全面和深刻者,除了墨子,还有庄子。重有两种读音,一是读为借重看重和重要之重,意为看重并借重耆艾之言所以已言也。
《文心雕龙》所受佛学影响,除了词汇层面的文心般若绝境以及八体六观等带数释,还有章学诚所言体大而虑周的体系性。我的‘你作用我,正如我影响他。
文之动作性,还可以表现为抽象性的或隐喻性的,《周易·贲卦·彖传》: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一是形而下即物的层面:并众体则为兼,分之则为体。诗与礼兼,情、志一也。《文心雕龙》开篇原道,所原之道首推《周易》的三才,并将《周易》的兼三才深化为兼三文(天文、地文和人文),拓展为立三文(形文、声文和情文),从而为其文学理论构建起宏大而厚实的阐释学基础。
从也是人与人的世界,但较之从,竝的世界更强调群体中的个体,强调不同个体的平等与独立,强调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说兼陈寅恪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由秝到歷,是阐释的深化和提升,阐释不仅应该是真实的、清晰的、有伦有序的,还应该是真理的、正义的、止于至善的。第三部分兼性话语,通过对话语论说以及诗文等关键词的语义阐释和语用分析,总结出话语三兼:‘诗兼三训为语义之兼,‘文兼三性为语用之兼,而‘语兼三言则为兼合了语义与语用的整体性之兼。
汉代经学家马融将注经文体由离经之传改为附经之疏,为后世的经典阐释奠定了原文与阐释合于一书的注疏体方式,此为重言话语特征在古代经学阐释学中的文体呈现。文的第一性是动作性或行为性。
诗兼乐舞,诗乐舞的教化功能在于发乎情志,止于礼义,故朱自清又说诗兼‘言志‘缘情两用。话语之话包含着说什么,即陈述的内容,话语之语包含着怎么说,即陈述的方式,或话或语皆缘起于陈述主体的兼性智慧和兼性思维,兼性主体与兼性话语共同形成中国阐释学的兼性特征。
而兼中之双禾,作为阐释之对象,又可隐喻式地理解为这个世界中两两并列的物和理,或者说在兼的世界中对偶式存在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秝,诸如天地、夫妇、刚柔等。语境是一种关系,是词与词的关系,也是我与你的关系,关系是相互的。非如此,何来体大思精、笼圈条贯,何来言立文明、辞动天下?等观三界的刘勰,雕缛出弥纶群言的文心,中国阐释学的兼性主体与兼性话语交响为泉石之韵、林籁之响。诗与志兼,志、意一也。《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称: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如果说《庄子》兼性话语的寓象多出于言,而《周易》兼性话语的寓象则多出于卦和爻,如《周易·乾卦·彖传》的大明终始,六爻时成,就是借助卦象和爻象对时空互兼的深度阐释。
凡又之属的字很多,不胜枚举。前述刘勰兼性阐释之四法,若以经史子集验之,则原始以表末是史学方法的考镜源流,释名以章义是经学方法的词以通道,敷理以举统是子学方法的博观雅制,选文以定篇是集部方法的别裁真伪。
钱锺书《管锥编》阐释《诗经·周南·卷耳》中的我,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之自称也。用我代指我们,用我自称国家,这种语用绵延至今。
第二部分兼性主体,在分说周秦诸子对兼的语义创生与经典文本对我的语用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出兼性之体的多元共在。……训记者,如今人云记忆是也。
诗可以群,众是以其群而兴观怨的主体。陈述者即阐释主体,陈述之概念、结构、秩序、规则及实践共同构成话语。六位时成是爻象:既是空间(位)在时间(时)中的展开,也是时间(时)在空间(位)中的完成。本节对兼性话语的陈述本着与上一节兼性主体相似的话语逻辑,即在语义创生与语用实践的基础上总归为话语之兼:诗兼三训为语义之兼,文兼三性为语用之兼,二者共同指向中国阐释学兼性话语的语兼三言。
《说文通训定声》: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又为手之象形,兼和秉则皆为合体会义,所合之体有二:一是只手(又),二是单禾或双禾(秝),从单禾到双禾,兼之所持已是秉之所持的倍数。兼之功倍不仅是数量化而且是品质性的,因为兼还与同容包怀等字同义。
承志持三训,将作诗者的政教目标、情志动机以及所期许的诗歌伦理功能及价值兼容于诗。身份意识的兼是为穷达兼善的政治主体,文化意识的兼是为三教兼宗的思想主体,学术意识的兼是为四部兼备的知识主体。
后者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能相通。我的学生铸造我,我的业绩抟塑我。
而刘勰的阐释目标是弥纶群言,是笼圈条贯,是兼之持双禾和史 之持中正,刘勰正是看到太多的文学阐释者手持一禾甚至半竹,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局促于庭间之回骤。中国阐释学的兼性主体,在这三个层面都是兼性的,而这三个层面的兼性又整合成更丰富更复杂更多元的兼性。之兼诸义,其中有往和止之双重义,诗之所往与诗之所止(闻一多释为诗之所藏),是为情志意也。阐释主体创生、凝练阐释话语,阐释话语建构、标识阐释主体。
贾人沽货,价格两倍于常者谓之兼金。借用许慎的用语,会合许说与段注可知话的价值论(善言)、重要性(慎尔)和整体感(会合)亦即话语的说什么。
徐中舒《甲骨文辞典》释文: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主体即人,人的存在,包括了彰显于外的社会身份、蕴藉于内的文化思想,以及作为身份、思想之基础的知识积累及结构。
《说文解字注》对文的定性,本于《考工记》的青与赤谓之文和《周易·系辞下》的物相杂,故曰文。关于支字的释义,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仍依据《说文解字注》的说法。